米考伯先生说完这番话后，重新坐下，神情严肃地一连喝下两杯潘趣酒，接着更加庄严地说：“在这次离别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得做，就是要履行一项法律手续。我的朋友托米·特雷德尔先生，有两次为了帮我的忙，在期票上给我‘具名作保’，要是我可以用这种普通的说法的话。第一张期票到期时，托米·特雷德尔先生——简单地说吧——被我置于困境之中。第二张期票眼下还没到期。第一张期票的欠款数额，”说到这儿，米考伯先生掏出一个笔记本，仔细看了看，“我相信，为二十三镑四先令九便士半；第二张的款数，据我的记载，为十八镑六先令二便士。这两笔加在一起，要是我算得不错的话，为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。现在请我的朋友科波菲尔替我核对一下，看我算得对不对？”
我照办了，发现完全正确。
“要是我离开首都，”米考伯先生说，“离开托米·特雷德尔先生时，不把这笔债务清理了，那这件事会重重压在我的心头，使我难以忍受。因此，我为我的朋友托米·特雷德尔先生拟好了一份文件，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；通过这个文件，我所期望的目的就可以达到。现在我请求我的朋友托米·特雷德尔先生，收下我这张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的借据。这样，我就可以恢复我的人格尊严，又可以在我的同胞面前昂首阔步了，这是我很高兴的事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