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谈临终前跟其子司马迁有一段诀别之言：“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：‘……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，而诸侯相兼，史记放绝。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，汝其念哉！’迁俯首流涕曰：‘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，弗敢阙。’”显然，在这里，司马谈是强调了“海内一统”和“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”。后来，司马迁在回答别人的问难、申述自己的作史志向时也说：“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，获符瑞，封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受命于穆清，泽流罔极，海外殊俗，重译款塞，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；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，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”[40]这些话表明了他是多么看重“汉兴以来”的历史，也显示出他作史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。
班氏父子的史学活动在政治目的上，同司马氏父子并无本质的区别。但是，前者对于汉史的重视，着重点并不在于总结历史经验，而是力图提出一种理论，以证明汉皇朝存在的合理性和稳固性。所以班彪著《王命论》，论证所谓“刘氏承尧之祚”、“唐据火德，而汉绍之”，宣扬“神器有命，不可以智力求也”。班彪在本文中指出刘邦成功的原因有五条，前三者分别是“帝尧之苗裔”、“体貌多奇异”、“神武有征应”，看来都当归于“神器有命”方面。班固继承了《王命论》的思想，以“汉绍尧运，以建帝业”、“皇矣汉祖，纂尧之绪，实天生德，聪明神武”[41]为宗旨，而奠定了他的史学活动的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