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2年2月，章太炎第二次流亡日本。这时，革命形势逐益发展，革命、改良界限渐明，他起初看到梁启超“专以昌明文化自任，中山则急欲发难”，“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，必不可致”。看到“康门有徐君勉，最与中山水火。孙党有秦力山，本任公弟子，而宗旨惟在革命”，一度因其“交嫌”，欲为“调和”[30]。接着偕秦力山往谒孙中山，自称，“时中山之名已盛，其寓处在横滨，余辈常自东京至横滨，中山亦常由横滨至东京，互相往来，革命之机渐熟”[31]，“逸仙导余入中和堂，奏军乐，延义从百余人会饮，酬酢极欢，自是始定交”[32]。在孙中山的启发下，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，《訄书》重印本《相宅》和《定版籍》中，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。章太炎还在孙中山的赞助下，准备在东京举行“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”，反对清朝的反动统治。当在东京为日本警察阻止，改在横滨补行纪念式时，章太炎宣读纪念辞，孙中山担任主席，“倡言各敬章先生一杯，凡七十余杯殆尽”。这年章、孙“定交”，关系很大，直到十年以后，龃龉渐深，章太炎缅怀往事，不胜缱绻，“同盟之好，未之敢忘。昔在对阳（日本对阳馆），相知最夙，秦力山所以诏我者，其敢弃捐”[33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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