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宋朝的华夷之辨比唐朝更加普遍，态度也更加坚决。其实宋朝无论从政治上，还是从文化上，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帝国了。宋朝是与多个民族政权并存的一个政权，它不是帝国。帝国要同时包容多种文化、多个民族，甚至自身就是多民族的融合体。而宋朝无论从文化还是民族属性上来说，相对都比较单一。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人说唐帝国，但是我们很少听说宋帝国，因为宋朝真的不是一个帝国。
在这里，我愿意引用现代历史学者江湄的一篇文章，叫作《宋人的“华夷之辨”与“中国”意识》来做一个总结。他指出，宋朝与多个民族政权——辽、金、蒙古、大理、吐蕃和安南并存，甚至与辽、金、蒙古的统治者地位对等，都是并称天子，互相之间订立和约。那个时候的国际关系，已经是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了，再也不是以中原为核心，中原的帝王再也不复唐太宗“天可汗”那样崇高的地位。所以宋朝不像唐朝，宋朝已经不是天下的共主了，甚至连霸主都称不上。江湄女士指出，对于宋人来说，“传统的以‘中国’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已然成了想象。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，宋朝士人继承了中唐以来韩愈倡导的‘严华夷之辨’，进而阐发、弘扬之，春秋学、正统论自(北)宋朝庆历年间兴起，至南宋愈来愈盛，一致地以‘严华夷之辨’为主旨，‘华夷之辨’遂成为两宋时代的一个思想主题，一种极具时代性格的政治与文化意识”。而且江女士还特别指出，华夷之辨其实从先秦开始就一直存在，唐朝也有，但是宋朝的华夷之辨的特点更加普遍、激烈和绝对，“以至于坚决反对让‘夷狄’接受乃至接触华夏文明，认为应该让‘夷狄’安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因为‘夷狄’一旦接触到了先进的华夏文明，他们的贪心野心就会被激发出来，而给‘华夏’带来祸端。宋朝人甚至主张，‘夷狄’介于人与禽兽之间，和‘华夏’有着本性上的绝对差异，根本不可能接受先进的礼乐文明。这样的思想意识在南渡之后更加强烈”。江湄女士下面这句总结我认为是很重要的，她说：“自近代以来，很多学者都将两宋‘华夷之辨’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渊源、国族意识的萌芽。”而这种变化与安史之乱密切相关。